中西医之争背后的中西科学观

自百余年前西医进入中国后,中西医孰优孰劣的争论至今未果,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究竟为何中西医差距之巨大而无太多共性可言呢?现代西医学作为自然科学的一部分必然受到自然科学背后蕴含的哲学观和研究法的影响,此外巨大的时代差异也注定使中西医存在诸多难以调和的矛盾。

古希腊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发源地,可以说今天所有的科学产物均是古希腊文明的遗产,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光环下,追本溯源去寻找古希腊人的科学精神并从医学的发展脉络思考,兴许可以为中西医之争的困局打开一个缺口。

古典时代著名医学集大成者希波克拉底的医学思想就曾提出体液理论。他认为人体身上有四种体液,即血液、黄胆汁、黑胆汁和粘液,这四种体液的流动维系着人的生命,它们互相调和、平衡人就健康;如果平衡破坏,人就生病。这种思想源自于恩培多克勒“四根说”的影响而阐述出来的。作为哲学家和医生的恩培多克勒认为“水、火、土、气”是万物生化的四个根,而且这四种元素按不同比例相结合就形成不同性质的东西,比如神经就是由火和土与双倍的水混合而成。希波克拉底受这一哲学思想影响而创立了符合医学临床实践的体液说。无论是“四根说”还是“体液说”,与中医中的阴阳五行说均有相似之处。

同时,希波克拉底医学的内容也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希氏提出:“人们得病,并不都是一下子得的。突然发病,是发病因素逐渐集聚。”其中蕴含希氏提倡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的想法。

2、希氏提出:“各种疾病的特点和轻急何以不同,个人的体质摄生习惯,日常饮食为何差异,自然也必须考虑。”其中蕴含希氏对个体体质、饮食习惯的差异也有考虑。

3、希氏提出:“人的种子来自于人体的各个部分,健康的起因在健康部分,疾病的起因在有病的部分。”这里体现希氏对遗传问题的认识。

4、希氏提出:“对恐惧、害羞、痛苦、高兴、热情等各种情感,人体内均有相应的器官起反应,这些反应有出汗、心慌等。”这里体现了希氏对身心合一的统一认识。

5、希氏提出:“你会在处理急症病人时施展才能,挽救那些可能恢复健康的人。同时又不会因为死人而受到责备,因为你知道并且预先宣布了哪些人会死,哪些人可能好转。”这里体现的是希氏对疾病预后分析的考量。

希氏医学与两千多年后的现代医学相比俨然是相差甚远,这是时代的差异所造成的,任何事物都会发展,可见像希氏这种和现代医学同宗同族的医学都相差之大,更不必说古老而又来自东方的古中医学了。希氏医学与中医年代相仿,尚可将异同稍作对比:

我们知道中医学中的阴阳五行思想不仅是用于治疗中,更是一种中国古人对于宇宙万事万物形成的一种有机自然观的理解。在共通性上,阴阳五行与“四根说”对宇宙万物的组成和演化提供有力依据,在传统中医与传统西医中同样发挥着解释人体正常运作机理的作用。讲究各影响因素间的相互平衡,这是医学理论方面的共同点。在医学临床上,《素问▪八正神明论》曰:“上工救其萌芽,必先见三部九侯之气,尽调不败而救之,故曰上工;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这里提到了中医“治未病”的思想,与希氏传统西医所提出的早期诊断与治疗如出一辙。《伤寒论》第23条:“太阳病,得之八九日,如疟状,发热恶寒,热多寒少,其人不呕,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发,脉微缓者,为欲愈也。”中指出患太阳病后根据相应症状指出脉象缓、微的人表示邪气已退,将要康复,实际上本条即是对疾病的预后判断,与希氏医学相同。《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肝在志为怒”;“心在志为喜”;“肺在志为忧”;“脾在志为思”;“肾在志为恐”,这里与希氏对身心合一的统一论是大体接近的。《素问▪异法方宜论》曰:“故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中指出东方区域的人因吃鱼而容易得痈疡类的疾病,是地域饮食的因素影响,与希氏医学中体质、饮食差异之论相同。可见古西医和古中医在众多方面均有类通性可言,而且可以发现古代的医学都是整体医学,在临床治疗上需要考量众多影响因素,只是到了后世医学的眼光越来越窄,往往只能看到局部的症状,割裂了整体的意识。

然而希氏医学并非处处与古中医完全相同。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说”在希氏理论中变成了“体液说”,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具象化的水、土、火、气四素在医学上的应用,并指出每一种体液也都是由寒、热、湿、干四种性能中的两种性能混合而成,而这四种性能实际上是每个人可以通过体感感知的,且名字上易于理解;而中医中的阴阳五行则不是每个人可以通过体感感知的。《尚书▪洪范》曰:“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这里道出五行的本质是一种势,而势的本质即是一种能量,只是说这种能量的维度比较高,不通过一些具体的修炼方法开启身体的潜在功能是无法感知的。因此,从命名上看,我认为中国古代之所以用这种抽象的词来命名高维空间中的能量就是希望学者不必纠结文字含义,直接去感悟虚空中的能量,所以连中医理论中都直接套用这一系列命名而未加以修改也是为了直指本源。相比而言,希氏医学用寒、热、干、湿虽然表达了对能量的认知,只是认识不深且这种能量的维度比较低,常人均能很好地分辨,这样一来便造成修习希氏医学的人容易拘泥在“名”上,久而久之就没人再深入关心这些“名”背后的能量意义而转向肉体上的研究,最后就落到人就是一具物质性的肉体这种单一的认知中去,临床的时候也只是将人看作机器、物质来治疗,也许现代西医就是这样退化而成的。

传统西医在经历古希腊希波克拉底及古罗马名医盖伦两代伟大的医学家后遂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在整个科学史上无所建树,直至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时期才迎来了曙光。16世纪及17世纪的医学家维萨留斯在做了大量人体解剖后出版了《人体结构》一书,并在其中指出了希波克拉底和盖伦以及《圣经》医学内容上的错误,开启了医学发展的新时代。随后维萨留斯的挚友赛尔维特发现“血液是由右心室流入肺动脉再流入肺静脉,与空气混合后流入左心室”这一小循环,指出盖伦关于“肝脏——静脉系统的潮汐运动与动脉系统——人体的单向吸收,且这两大运动之间通过右心室与左心室之间互通的隔膜相联系”这一血液运动理论的错误。之后传统西医学在原有的成就上继续精细化发展:法布里修斯发现静脉壁的瓣膜永远朝心脏方向打开;哈维发现了血液循环理论;19世纪,植物学家施莱登、动物学家施旺创立细胞学;生物学家、化学家巴斯德创立微生物学;乃至于20世纪的DNA生物技术。每一步发展都是知识和视野的拓展,力图用更精细的知识结构解释人体。从16、17世纪的医学开始,与早期的希氏医学相比,增加了大量的人体解剖概念,淡化了希氏医学本有的能量观,放大了人的物质性肉体而忽略了人的精神和灵魂,加之后来受培根、笛卡尔的机械自然观影响,甚至把人等同于一台机器,从某个角度来看是医学的一种倒退。因为,过分关注人体的细节容易忽视人体的整体性,在临床上是非常不利于诊断疾病的,这正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中医在五千年的传承中恰恰没有走上西医的这条路,这一点归功于中医始终关注人体内在的能量系统而并不是在每一个局部的区域上作详细的探究,对于西医忽视的精神和灵魂问题,中医则用一个“神”概括,这里包含了肝中藏的三魂,肺中藏的七魄,以及五臓中本有的阴神和阳神这几种高维能量体。这些能量体操控着人体的气和精的运动,由此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神”来把握人整体的能量运行规律,至于肉体上的研究,中医不多,因为一旦探究下去将是条永无止境的路,沦为西医的模式,而且中医认为只要在整体上调控好能量,那么肉体上也能得到修复。因为能量是可以改变物质的,所以不需要对肉体作很精细的研究,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庄子▪养生主》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局部探究产生的大量知识难以穷尽,对后世学习加大了难度,这不能算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思路。对于疾病研究,中医则是始终站在一个道统的高度,以道为核心来把握体内的能量强弱、空间状态,共分为六种,也就是后世医家都奉为经典的《伤寒论》模式。《易▪系辞上》曰:“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这里已经将中国人对宇宙的宏观认识道清,中国古人认为宇宙的本源只有一个,是超越纷繁芜杂的物相世界之上的虚无大道,它主宰宇宙的一切并化生万物。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可以将其套用在医学上,将人体看成道,然后由这个道化生出六种能量标准,《伤寒论》中称之为六经,根据六经来诊断一切疾病。这样做以简驭繁,免去了局部探索的不必要又能发挥很好的疗效。这就是中医的科学观,可以说大道至简。总结下来两点:第一,中医对人体的研究侧重能量,现代西医侧重物质;第二,中医重整体,看重能量在体内整体的运动规律,现代西医重局部,看重局部发病部位的治疗。

造成今天中医与现代西医巨大差异除了时代因素,更重要的是两者背后的科学观差异之大,甚至是中西哲学的差异,另著文研究,本文不作深入探讨。

圈主 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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